阎晶明
90年代末以来，中国文学刊物的变革成为其自救的一个重要策略。 见到新一册的《作家杂志》，果然气势非凡。它已经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刊物拉开了距离，高贵的气质令文人想到自己的寒酸。 封底是名模辛迪·克劳馥的尊容和她固定的广告品牌“欧米茄”。所有的装帧都是那样奢华和讲究，内文的高档纸张有三种以上：粉底的纸张上面谈论着“批评的媒体化”这样不无装饰感的话题；庄重的“牛皮”纸上，随意地铺排着供白领青年阅读的精致小说；中间当然都夹杂着广告专版。 中国的文学家们尽可以放心了，连世界名模都愿带着世界名品前来光顾，文学还有什么寥落可言？ 然而，那个曾经十分地道的，充满对文学家尊敬、对艺术探索鼓励的《作家》杂志却消失了。东北的《作家》雄风更愿散发同《上海服饰》一样的脂粉气息。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已被放弃，形式与装饰的表面化成为潮流。女作家的“写真集”，“粉领文学”的主将，“小女人散文”的代表，无人读懂的诗人，新词比灵感更多的批评家……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多了。这本《作家杂志》的确为文坛增添了不少亮色，却失去了灵魂，迷失了方向。辛迪并不能为中国文学提气，恰恰相反，她的目光在嘲弄着企图从中寻找“探索性、当代性”的书生们。 许多文学刊物还在变，其出发点大都是一条：离开文学。这种“功夫在诗外”的办刊潮流，是对一种守旧传统的背弃，还是对文学自身的信心丧失？（《中华读书报·时代文学》第26期）
